d88尊龙就ag

长征中的干部团

早在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前，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苏区的四所红军学校，即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和特科学校精简整编为干部团。任命陈赓为团长，宋任穷为政治委员，钟伟剑为参谋长（钟伟剑于遵义会议后调任四师参谋长，后在土城战斗中牺牲，干部团参谋长一职由朝鲜人毕士悌接任）。下设四个营和一个上级干部队。第一、第二营为步兵营，李荣为一营营长，丁秋生为一营政委。二营营长的名字我不记得了，政委是刘道生。第三营为政治营。第四营为特科营，营长韦国清，政委黄金山（后改名黄骅，河北沧州地区黄骅县即以他的名字命名）。下辖炮兵连、机关枪连和工兵连。上干队队长是萧劲光，政委是罗贵波（罗调离后，由余泽鸿接任，余之后是莫文骅）。下设两个科：一科是指挥科，科长周士第；二科是政治科，科长苏进。

干部团是储存干部的队伍，绝大多数是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的连排干部，上干队则集中了不少久经沙场的高级干部。全团实力约一千五百人。干部团的武器装备也比较好，仅特科营就配备了六门迫击炮、六挺重机枪。这样的装备，今天看来当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那可是绝无仅有。

干部团又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陈赓本人还在接受审查，尚未恢复党籍。不少遭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好同志，身背处分，被当作政治嫌疑分子，打发到干部团来。萧劲光是在第五次反“围剿”时，被李德、博古判了五年徒刑，后经刘伯承保护，暂时到红军学校工作，长征中来到了干部团。宋时轮因为开了一句玩笑，得罪了李德、博古，即遭逮捕和开除党籍，送到干部团。郭化若因为说了“托洛茨基原是苏联红军的总司令”，就被怀疑为“托派”，开除了党籍，也送来干部团。此外，中央也把一些老同志和文化战线的领导人如董必武、徐特立、冯雪峰、成仿吾等送到干部团，并交代陈赓和宋任穷予以保护和照顾。同时，他们也是干部团的兼职政治和文化教员。

长征一路，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担负中央和军委纵队的警卫，同时也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还要坚持办校，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进行教学和训练。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再克遵义。在攻城战斗中，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头部中弹，光荣牺牲。十团参谋长钟伟剑也献身疆场。彭德怀、杨尚昆向军委要求调派干部，特别是参谋人员。那时候，李德已经交出了红军的领导大权，除了照常参加一些中央和军委的会议和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他的工作外，基本上不顾不问了。中央决定调伍修权到三军团任副参谋长，李德处只保留我一个翻译。伍修权的调任，对我影响很大。一年多以前，调我来时，我就不想来，想到战斗部队去。现在，伍修权走了，我就更想离开了。于是，我找周恩来谈了自己的想法。周恩来考虑了一会儿说，你的想法，我早就知道，伯承、修权都对我说过，我很理解，也很支持，但是，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每个党员，每个干部的工作必须根据全局的需要来安排。李德现在虽然不再担任红军的主要领导了，他也的确没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但他毕竟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一个外国人离乡背井，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我们一起干革命，国际主义精神总是可贵的吧！中国是礼仪之邦，不能因为人家犯了错误，就受歧视冷漠。他不会说中国话，离开翻译连饭都吃不上。如果我们把翻译都调走，那不是故意刁难嘛。他那里还需要你，照顾好他，仍然是党和红军全局的需要。你一直负责军委纵队的设营、警备和防空，工作做得不错，我打算让你继续负责下去，后面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重，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熟悉部队，直接参加战争实践，除军委机关的工作外，再安排你到陈赓的干部团去，打仗的时候，可以和干部团行动。干部团编制上属于军委纵队，来来往往很方便。我表示坚决服从后，周恩来把陈赓和宋任穷找来，当面做了交代。陈赓和宋任穷研究后，对我说：

“欢迎你来干部团。因为是兼职，就不安排行政职务了，给你安排个主任教员的教学职务。平时行军宿营，你还是在设营司令部。有仗打的时候，我叫上你，你就和韦国清的特科营一起行动。教学训练时，你要有时间，就来给学员们上上课。”

交代工作后，又开起了玩笑：

“你是干部团的特殊人物，我可是把你当作’军委特派员’来伺候的。”

自此以后，只要有时间，我就往干部团跑。当时，特科营的军事教员有谭希林（他也是兼职）、李有章、李东朝、胡道全、王耀南、武亭（朝鲜同志）等人。宋时轮当时在步兵营当军事主任教员，教员有阎捷三、刘清明、刘少卿、杨伯让、黄彦宾、苏启胜、段大明、张正光、欧阳俊发（后改名欧阳平）、陈仁麒、萧应堂等人。

长征一路，干部团打了很多漂亮仗，土城战斗中，临危受命，战绩卓著，受到毛泽东的嘉奖。他说，陈赓有本事，完全可以当军长。在二次攻打遵义的战斗里，干部团留上干队守娄山关，陈赓率余部配合三军团扼守红花岗和老鸭山。红花岗和老鸭山相连，距遵义城仅一公里多，两山耸立，构成防守遵义城的天然屏障，是敌我双方的必争之地。从上午11时到傍晚，干部团与敌人反复争夺高地控制权，顶住了国民党军队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和绝对优势兵力的轮番进攻，保证了我攻城部队的后方安全。为我军歼灭和击溃敌人两个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最漂亮的战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以上战斗，我没有赶上。我随干部团参加的第一仗是金沙江之战。中央红军佯攻昆明后，乘敌人尚在我侧后，金沙江两岸空虚的时机，向金沙江急进。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干部团抢占云南省元谋县和四川省会理县之间的皎平渡口。这是长征以来，干部团第一次单独作战，是关系到红军安危的关键一仗。周恩来和刘伯承一起来到干部团，详细、具体地布置抢夺皎平渡口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刘伯承担任先遣司令，直接指挥干部团。陈赓、宋任穷决定步兵一营为先遣营，余部为后续梯队。先遣营的任务是率先行动，抢占渡口，收集船只，组织架桥。后续梯队的任务是渡过金沙江后，抢占渡口以北二十公里的通安州，掩护大军渡江。先遣营顺利渡江后，控制了渡口，并找到了七条船。金沙江江面虽不宽，但水流湍急，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军委决定，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这七条小船担负了渡江使命。军委为指挥全军渡江，成立了渡江指挥部，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陈赓命令一营守卫渡口并协助军委机关维持渡江秩序，他本人则带领主力迅速过江，控制北岸。皎平距通安州有二十公里，其中有五公里是陡立的上坡路，并有一段狭小细窄，只能容纳一个人行走的小路，上面是直耸入云的峭壁，下面是万丈深谷，很像是古战场的栈道。陈赓率领我们向山上爬，爬了约五公里路，快到山顶时，发现左翼山头约有敌人两个营在运动，右翼山头也有不少敌人。

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以密集火力射击。由于山道狭窄，两旁又是峭壁，干部团无法展开。而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居高临下，一面射击，一面往下甩大石块，部队伤亡很大。经过观察，陈赓发现在小路上面几十米处，有个死角，敌人的枪炮和石头都打不着。他召集各营营长分别部署后，我们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下，顺着山间小路，采用单兵跃进的战术动作，利用敌人射击和甩石头的间隙，将一个排运动到隘口下的死角地带，另一个连则沿着右边陡峭的山峰偷偷爬上去。待左右队伍到位并展开后，陈赓命令发起攻击。冲锋号一响，两路部队一起向隘口发起冲击，一举夺取了敌人的阵地，守敌狼狈逃窜。陈赓下令追击，前卫营一口气追到了通安州。进城前，又与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过来的国民党军一个旅遭遇。陈赓指挥干部团的两个营与敌人展开激战。刘伯承命令宋任穷：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占领通安州，保证全军顺利渡江。”

宋任穷率领留守渡口的一营跑步赶往通安州增援。一营到位后，陈赓指挥二营正面佯攻，一、三营迂回包抄。黔军很快就败下阵来。我们占领了通安州，俘虏敌团长以下六百余人。

此战打开了红军北上的大门，为红军跳出几十万敌人的包围圈，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起到关键作用。毛泽东和中革军委通令嘉奖了干部团。我随特科营参加了金沙江之战，抱着一挺重机枪横扫敌人一大片，酣畅淋漓，非常痛快。我看到陈赓临危不乱、勇敢果断、机动灵活、指挥有方，对他十分佩服。巧渡金沙江，是古今中外军事史上奇袭和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红军成功渡江后九天，国民党军队才赶到金沙江南岸。其行动之迟缓与红军的神奇迅猛，形成鲜明对照。

干部团与军委纵队一起在会理休整了五天，接着向大渡河方向前进。

大渡河虽然不比金沙江宽，但比金沙江深，水流比金沙江急，激浪翻腾，惊涛拍岸，漩涡滚滚，像一条咆哮的恶龙。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击，率领部队来到大渡河，天堑阻隔，无计可施，导致全军覆灭。蒋介石断言，红军将是又一个石达开。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红军奔袭占领大渡河重要渡口安顺场后，因无法架桥，几条小船难以运载大军过河。为争取时间，军委命令一军团沿河北上，夺取泸定桥。

命令干部团接替一军团部分防务，担负掩护大军渡河的任务。干部团在开往安顺场的路上，先是接受了老铺子的警戒，到了老雅贤，留驻一个营，在小水溪、留下了团警卫排，到了安顺场，陈赓令三营和特科营重机枪连驻守南岸，他率干部团主力过河扼守安顺场渡口北岸。

我们在大渡河沿线和安顺场南北两岸坚守了两天，击退敌人数次冲击，掩护中央红军部分部队顺利过河。我是在安顺场南岸，随特科营重机枪连参加战斗的。红军夺取泸定桥，全军过河后，干部团才撤离阵地，向四川省天全、芦山方向追赶大部队。

长征路上，干部团从未中断教学和训练。经常利用行军宿营或部队休息、休整的空隙时间，进行上课和训练。我们结合行军打仗的具体任务和红军长征一路的实际战例，对本团的学员和干部，进行了行军、宿营、行军中的警戒，驻防时的警戒，以及遭遇战、伏击、袭击、阵地进攻、阵地防御等科目的教学和训练。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和陈赓的安排，我认真负责地履行了军事主任教员的职责。经常抽出时间到干部团给学员们上课，还把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战役和巧渡金沙江战役，汇编成军事教材，用以教学。当时，我并没有固定的教学任务，也不负责专门的学科。干部团需要我教什么，我就教什么。陈赓幽默地说：

“你在共产国际是全能游击教官，在干部团也是全能游击教官。”

长征一路，干部团为红军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不断地向各个部队输送“毕业”学员，又不断地吸收新学员。长征路上办教育，枪林弹雨里搞训练，干部团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的奇迹。

1957年，我访问苏联时，向母校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的教职学员们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团。校长梅列茨科夫大将极为感慨地说：“卫国战争中，一切为了战争，苏联红军的军事院校都停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连一些没有参战的国家都中断了院校的正规教学，只有美国的西点军校自始至终坚持下来。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并没有燃烧到美国。中国共产党了不起！中国工农红军了不起！毛泽东高瞻远瞩，战略思想真伟大！”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会师。干部团和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在卓克基、毛儿盖合编为“红军大学”。军委任命倪志亮为校长，他未到职，由刘伯承担任校长、何畏担任政委（何畏原是四方面军第九军军长，后来，在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时逃跑了，脱离了革命队伍）、李特为教育长。下辖“高干科”“上干科”和“特科团”。特科团团长是韦国清，宋任穷任政委。特科团下设骑兵科，科长苏进；工兵科，科长谭希林；炮兵科，科长冯达飞；机关枪科，科长王智涛（周恩来令我继续在红军大学兼职）。没过多久，张国焘搞分裂，四方面军的同志都走了，只剩下军委纵队干部的红军大学，又改回干部团番号。干部团边作战边教学，一直坚持到长征胜利。